一

(相关资料图)

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正式进入了“埃尔多安时代”。在埃尔多安政府执政的前十年里土耳其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交通、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民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年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7%上下。

这十年可谓是埃尔多安时代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埃尔多安政府中偏右的亲西方自由民主政策和经济改革发展举措，使得土耳其在这十余年里的发展如鱼得水，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已几乎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是土耳其这“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凭借外债发展基建和初级产业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在产品升级和调整后的经济结构方面，依然发展缓慢。随着大量自由进出的热钱和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加之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尤其在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后，经济表现异常糟糕。

从2013年起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脚步开始放缓，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因埃尔多安政府政策的“保守化”和“强权政治”倾向而开始受到质疑。随着埃尔多安政府一系列宪法、法律和政策的修改，使得社会内部矛盾加深。以2013年5月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占领盖齐运动”为起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土耳其发生了各种重大事件，安全形势恶化。

2015年7月，土耳其安全部队恢复了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打击，土耳其东南部战火重启，与PKK和与之相关的库尔德武装之间的矛盾被彻底激化。同年8月，土耳其向美军开放了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极端恐怖组织达伊什组织的英吉利克空军基地，并采取了同时打击达伊什组织的军事行动。

如此以来，土耳其也同时受到了来自PKK和达伊什的疯狂报复。2015和2016两年土耳其境内遭受了数十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并造成二百余人死亡和上千人受伤，使得土耳其国家安全形势迅速恶化，并对土耳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未遂军事政变，而政变被指正是由自行流放于美国的菲图拉·葛兰所领导的渗透于土耳其军政各界的影子政府“葛兰运动”组织所为，菲图拉·葛兰则是幕后策划者。因未遂军事政变和美国拒绝引渡菲图拉·葛兰导致土美关系的紧张。在未遂军事政变事件后埃尔多安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肃清行动，将渗透于军政法律、教育等社会各界与“葛兰运动”组织有关的人员一律进行了清退和逮捕候审。

此举也一度使土耳其社会关系陷入高度紧张状态，并导致一些本地资本的外流和精英人才的流失。未遂军事政变发生一个月后，土耳其安全部队便在叙利亚北部发起了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的军事行动，意在打击这一地区的达伊什组织势力，同时对幼发拉底河以西土叙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实施打击和驱离，进而导致土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2018年前半年，因在叙利亚西北部阿芙琳地区发起的第二次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和逮捕美国牧师布伦森，执意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导致土美关系降至冰点。2018年8月份，因布伦森案而遭受美国制裁，也从而拉开了土汇率危机的序幕。

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土货币贬值28%，兑美元汇率从4.6跌至6.4，当年消费者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了20%。这使得土耳其再次成为这一时期的国际热点地区，大多数土耳其民众也自这时起将关注的焦点从分裂恐怖主义安全形势转向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人的收入问题。

在受美国制裁导致的汇率危机后，土耳其中央银行迅速将政策利率大幅上调625个基点至24%。这次短期的汇率危机似乎对土耳其社会并未构成太明显的影响，但这也只维持了一年。在全球疫情大爆发后导致的供应链危机和随后的美元加息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和粮食危机，使得过度依赖外资和进出口贸易、服务业等外向型经济的土耳其，在2020年之后的3年里再度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汇率危机，里拉继续大幅贬值，导致实际GDP增速也进一步下滑。

能源、食品和消费品等进口成本的飙升，从而导致消费者通胀飙升。截至2022年10月份，土耳其的通胀率已经飙升到了85%，而民间机构的通胀统计数据更是飙升至175%。尽管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将高通胀归咎于外部因素所致，但不得不说的是，埃尔多安政府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从而降低通胀的“非传统经济学”也被认为是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

值得肯定的是长期经济发展形成的产业基础，使土耳其经济仍保有一定韧性，加上土耳其极具战略优势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虽在近些年遭遇了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剧烈影响，但仍然在疫情形势趋缓后表现出活力。

埃尔多安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制造业发展，并倡导和努力实现以出口为导向的新经济模式。近几年来土耳其制造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各大城市周边的工厂工业设施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各地新开发的工业园区和建成的工厂大多也都已投入使用。

连年货币贬值也使得土耳其劳动力成本明显下降，为制造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信心和活力。近两年来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发展迅速，并土耳其赚取了非常可观的外汇收入。土耳其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也从2013年的0.86%增加到2020年的0.98%。2021年的出口额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32.9%，达到2254亿美元。

有26个行业的出口有所增加，制造业的发展从2021后半年以来的就业率持续增长也可见一斑。到2022年年中，土耳其失业率更是降到两位数以下，打破了持续将近六年两位数的高失业率，就业率增长指数也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尽管土耳其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仍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但因为汇率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物价飙升，使得土耳其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入不敷出已经导致更多土耳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迫使一些本土资本和人才流出到其它国家寻求发展。

尽管土耳其劳工部在2022年连续两次进行了最低薪资调整，但是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基本薪资收入仍很难满足日常开支，外出就餐和到咖啡厅喝杯咖啡已对一半的土耳其人变得奢侈。尤其对于很多在大城市里的打工人，高昂的租房、水电和生活费用成本就耗去其所有的基本收入。

高通胀吞噬民众的储蓄和资产，降低了购买力，已经成为土耳其长期面临的一大问题，许多专家预测，通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恐难以降低，甚至可能进一步上升。

由于土耳其之前多次经历过多年的高通胀，年长的人在这方面都有所经历也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对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货币稳定性已失去信心，也对金融市场的动荡保持高度敏锐的防范意识。而大多数年轻人还尚未深刻理解，正在学习如何在高通胀的经济环境中尽力保住自己的收入不被侵蚀。

三

购买黄金和外汇是土耳其人普遍比较青睐的传统避险方式，当地民众有持有实物黄金的习惯。在里拉几次暴跌期间，加上缺乏吸引力的存款利率和对里拉的不信任，土耳其民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抢购黄金的狂潮。

据悉，散落在土耳其民间的实物黄金总价值约占该国GDP的40%。土耳其银行的黄金储蓄项目在过去10年里总计只吸引来仅100吨黄金，而该国民众持有的实物黄金据说有5000吨，这些从来不进入金融市场的黄金被称为“床垫下的黄金”。

面对货币危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呼吁民众购买里拉，打响“国家战役”，抵御“经济敌人”。但在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土耳其民众更倾向于用黄金来避险保值，而不是看着自己手里的财富一步步贬值。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季度报告，土耳其对金饰用黄金的需求在2022年第三季度上升至2017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在2022年第三季度，珠宝用黄金的需求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9%，达到11吨。土耳其用于投资目的的零售黄金需求在2022年第三季度也增长了5倍以上，达到47吨。

此外，数字资产近些年也逐渐被土耳其民众所熟知，尤为被年轻人所青睐。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总经理奥努尔·阿尔汤表示，土耳其是世界各国中对加密货币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估计，土耳其的加密货币投资者数量超过100万，世界上持有最多加密货币的是土耳其人，占20%。

2019年土耳其加密货币行业的交易量接近每天2亿美元，有近20个国内平台在运营。大量土耳其用户也使用世界各地的其他交易所。他们估计土耳其用户每天创造的交易量超过5亿至7亿美元。

《金融时报》研究了土耳其对加密货币日益增长的兴趣。由于土耳其里拉的高通胀、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土耳其公民正在转向数字货币资产。根据Chainalysis引用的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加密报告，土耳其已成为中东地区数字货币交易量最高的国家。据报道，与上一年相比，2021 年土耳其加密货币市场的交易量增加了1500%。根CryptoCompare的数据，土耳其的比特币交易在去年增长了900%。

四

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迫使大多数土耳其人在降低消费水平的同时，改变其消费方式。比如租住房屋用途多元化或合租房屋，从二手市场采购更加便宜的生活用品，减少外出消费的次数，从跳骚市场采购廉价的食材，改变出行方式，减少使用燃油车辆的频率，通过保持和降低车辆行驶速度来节省燃油，从事其它兼职工作，减少水电天然气的使用量，冬季适当采暖或购买廉价的木柴取暖等等。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飙升，低收入家庭不得不考虑从吃住行等多方面减少开支。但土耳其似乎并不像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那样，因为对于低通胀和高收入在土耳其也只是这十几年的事儿，尤其土耳其中老年人对此也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从而对高通胀导致的高物价也显得更具耐心。

除此外，为缓解那些因高通胀和低收入人群的不满情绪，除了连续调整最低薪资标准外，埃尔多安政府自2022年以来也加大了在医疗、教育、养老金、住房、农业生产和食品等多方面的支出。

有意思的是，土耳其人会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和从事的职业类型进行自我分类和定位，也就说在土耳其社会还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他们会更加主动地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往往富裕的人会更倾向于到高档的地方进行消费，购买更加昂贵和上档次的商品，衣着打扮也都有着更多的讲究，相对应的是中低收入人群则会更倾向于到中低档次的地方进行消费和购买相对便宜的商品。

在土耳其每个不同等级的消费群体，也都能够轻易地找到适合其消费的场所和能够消费得起的商品。比如在MIGROS、METRO、MACROCENTER和家乐福等超市购买日用品和食材等往往要比BIM、A101和ŞOK等超市贵10%到30%不等。

当然，“等级观念”的存在与相对超前的消费意识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多数土耳其人都并没有攒钱存钱的习惯，往往更喜欢及时体验消费的乐趣。比如疫情前的土耳其年轻人更喜欢租房而不是攒钱买房，他们愿意花很多钱为租住的房子购买喜欢的家具或将之布置得舒舒服服。疫情前的房租相对便宜，他们只需每月花少量的收入支付租金即可，这样就可以留出更多的钱供自己消费。

当前的土耳其高通胀仍在持续，物价也在节节攀升，尽管埃尔多安政府已采取多项惠民措施，也加大了各方面的社会支出，为当前已陷入困境的土耳其社会做好了基本保障，但是民怨难消。

虽当前的经济危机为土耳其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在可见期内对埃尔多安政府治理下的政治社会稳定可能并不会构成太大威胁，但就独具特色的“埃尔多安经济学”管理下的土耳其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并能在后疫情时代迎来转机，带领土耳其再重回“黄金十年”的辉煌时代，留给埃尔多安政府的时间似乎并不多了，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